「一國兩制」第一人：董建華的功與限 文：悠 然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辭世，享年八十九歲。我剛好是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踏入職場的一代人，我對他的感受，是一段相當複雜的成長歷程：曾為他的抱負與宏願感到振奮又疑惑；後經歷經濟風暴、非典疫情等重重難關之後，一度滿是失望。歲月流逝，多年過去，才慢慢重新認識、評價他。

最大功績：為香港順利回歸作出貢獻

董建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職業政治家，他出身航運世家的企業家，被歷史推到「一國兩制」由書面構想轉為治理實踐的第一線。

現在的香港人已經很難回想回歸前後的疑惑。七月一日當天，不少人(包括我)特意走到政府建築物前，看着改掛的五星紅旗，心情是極為複雜：夾帶着興奮又惶恐，興奮是香港終於回到中國人手裏，惶恐則是擔心好日子不再，當時不少西方輿論預言香港將／必死。

那天，董先生也做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的憲制安排：基本保留原有法律、公務員隊伍整體留任，資本主義與普通法體制繼續運作，主權則明確歸屬中國！所以，董先生的最大功績，在帶領香港平穩順利過渡。

第二功：在經濟危機中守住香港體系

第二功是董先生在經濟危機中守住香港體系。任內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資產泡沫破裂，港元遭受國際投機勢力狙擊。特區政府果斷動用外匯儲備入市應對，儘管這一舉措當時引發不少爭議（我那時在報界，幾乎90%是反對的聲音），但港元聯繫匯率得以保全，銀行體系沒有出現系統性崩潰。其後香港又面對SARS疫情衝擊，疫後開放內地個人遊，這項政策日後也成為「國家好，香港更好」這一論述的現實基礎，體現國家與香港命運與共的關係。

第三功：懷抱家國情懷落實「港人治港」

第三功，董先生也證明「港人治港」的特點：治理者既非傳統政治人物，亦不屬於反對陣營，家族更與西方商界又有深厚聯繫。董氏家族除與內地長期交好，歷史上和國民政府、美國商業圈、英國教育體系皆有淵源。這種國際商界理解、同時心向國家的愛國商人身份，在回歸交接階段，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卸任之後，他始終言行一致，持續維護「一國兩制」路線，在重大風波之中，也是最早、最公開表達明確立場的前特首之一。這證明「一國兩制」能夠培育出長期可靠的治理人才，商人同樣可以懷抱家國情懷。

老好人的局限：缺乏政治歷練、難解結構性問題

然而，董先生給人印象是老好人，因為他缺乏長期政治歷練，這種好，更多是局限，在治理過程中顯露無遺。他有家國情懷，但缺乏群眾工作的經驗，政策節奏與社會民意時常錯位，危機溝通能力不足，很多原本的好事變成壞事：八萬五、數碼港、教改、中藥港、郵輪碼頭等等。2002至2003年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終因反對而暫停推進。多年之後，全國人大制訂香港國安法，其後香港立法會才完成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反映董先生的限：完成不了香港自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迫使中央採更直接的制度手段。

董先生最大的限，是他只能是「一國兩制」的執行者，卻不是制度設計者，他面對的是深層的結構問題：香港土地財政、有吏無官的行政主導架構、惡意的傳媒，還有各行各業的親西方力量等，都是殖民時代有意留下的。董先生既沒有政治資本、也沒有民意基礎去大刀闊斧改造這套體制。從一開始就存在結構性問題，期待單憑一人之力力挽狂瀾，本就不切實際。

而事實上，他和之後的歷任特首，也一直無法改變這些結構性問題。後期制度的重大調整，也發生在他卸任十五年之後，由中央主導推動。他卡在這七年半的艱難階段：既要向國際證明「兩制」持續運作，又要向國家守住「一國」的底線，最後兩邊都難以完全滿意。

功在國家，也在歷史！

總結而言，董先生看到問題，並迎難以上，全力以赴地面對，偏政治運氣極差，制度阻力又大，在雄心、能力與任務不太匹配下，香港順利過渡，沒有崩潰但問題多多，也未能建立社會長遠共識，也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

斯人已去，要評價董先生的歷史定位，我會說他是「一國兩制」平穩過渡的象徵，功在國家，也在歷史！

文：悠 然

傳媒人、經濟人，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爲自由撰稿人。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