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帝汶：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努力維繫戰略自主 文：楊保筠（堅料網駐東南亞特約撰稿人）

2025年10月26日，東帝汶正式成為東盟第11個成員國。這一事件既是東帝汶自恢復獨立以來建構對外戰略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東南亞區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一步。

東帝汶位處東南亞島鏈南端，介於印尼群島與澳大利亞北部之間，加上帝汶海蘊藏豐富油氣資源，其地緣位置與資源條件都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加入東盟後，東帝汶可以通過多邊框架，更深入參與區域政治、安全與經濟事務。隨着中美戰略競爭在印太地區持續深化，東帝汶的戰略選擇，以及它與中國、澳大利亞等國的互動，都可能對地區安全、海洋治理、資源開發與區域合作產生影響。

東帝汶的地緣價值，首先在於帝汶海位處印尼群島與澳大利亞北部之間，區內涉及國際航運安全、跨境漁業治理、油氣資源開發、海上執法與跨國非傳統安全等多重議題，直接關係澳大利亞北部安全、印尼群島穩定，以及東南亞與澳新之間的海上聯繫。加入東盟後，東帝汶可以通過制度化渠道參與東盟內部政治協商、海洋合作及多邊議程磋商，提升其在區域事務中的話語權，也令其在大國競爭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澳大利亞一直把東帝汶的穩定視為其北部海域安全的重要一環。2026年10月22日，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Richard Marles）與東帝汶總理古斯芒在帝力簽署新的《防務合作框架》，合作範圍包括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援助與災害救援、維和行動、專業能力建設、基礎設施及英語培訓等。

澳大利亞同日另宣布，未來5年投入逾6,000萬澳元，加強東帝汶的網絡安全、警務、海上巡邏、數碼取證及災害應變能力。對本身面對海上治理不足、跨國犯罪風險、網絡安全脆弱及自然災害威脅的東帝汶而言，這也符合其與澳大利亞加強雙邊安全合作的實際需要。然而，要判斷這類安全安排是否具有針對特定國家的制衡意味，仍須視乎具體部署、行動安排與制度條款，不能單憑合作框架與資金投入便作出推斷。

實際上，在大國競爭的格局之下，發展援助、安全合作、數碼基建與區域多邊機制，都成為外部大國與東帝汶互動的重要工具。但這並不意味着東帝汶必然淪為大國博弈的前沿。

中國與東帝汶長期保持穩定的雙邊關係。2023年，兩國正式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24年雙方再發表聯合聲明，進一步提出加強軍警交流、人員培訓、裝備技術、聯合演訓以及警務執法等領域的合作。2026年，雙方又圍繞公共安全、警務能力建設、跨國犯罪及電訊網絡詐騙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深化合作。這表明兩國合作已逐步超越傳統經貿與基建領域，延伸至國家治理和安全能力建設。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持續增加防務與警務援助，美國、日本等國也通過發展援助、技術合作與多邊機制拓展與東帝汶的聯繫。不同合作夥伴所能提供的資源、合作重點與附帶條件各有不同，客觀上為東帝汶提供了多方借力的戰略空間。

由此來看，東帝汶的對外戰略並非在大國之間簡單二選一，而是在維護主權與外交自主的前提下，建立多元化的合作關係。

資源經濟決定東帝汶對外政策

資源經濟結構，是理解東帝汶對外政策的重要基礎。自獨立以來，東帝汶長期面對產業結構單一、就業機會不足、基礎設施落後，以及財政高度依賴油氣收入等問題。外部合作能否幫助其推動經濟多元化，建立更具韌性的增長模式，因而格外重要。

帝壩港（Tibar Bay Port）是其中一個代表性項目。這個港口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由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承建，2022年正式投入運作，改善了東帝汶的海上物流條件，為其接通區域及全球供應鏈提供基建支撐。而大日出氣田（Greater Sunrise）的開發進程，更集中體現了東帝汶追求資源主權與經濟自主的長期訴求。

大日出氣田位於帝汶海，圍繞開採方案、輸氣路線、收益分配與本土產業發展，長期存在多方角力。東帝汶政府的核心目標，是把天然氣輸送至本國南岸，建立液化天然氣產業鏈，藉資源開發推動工業化、就業增長與基建升級，擺脫單純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模式。

2026年9月2日，東帝汶國家石油公司TIMOR GAP與大阪燃氣達成協議，收購後者所持大日出項目10%權益；10月27日，TIMOR GAP再與澳大利亞伍德賽德能源達成協議，收購其33.44%權益。兩項交易仍須完成相關監管及政府審批；一旦完成，TIMOR GAP將持有大日出項目100%的參與權益。

然而，取得全部權益並不代表項目從此暢通無阻。大日出仍面對營運商遴選、融資、技術方案、輸氣管道、商業回報及最終投資決定等一系列問題。伍德賽德退出後，東帝汶亦正物色具國際經驗的新營運商。中國企業被視為潛在合作方，中東及日本企業亦已表達興趣，馬來西亞、印尼等亞洲能源企業也被視為可能選項。

東帝汶真正關心的，仍是能否找到符合本國發展目標、財政風險可控，而且技術上可行的合作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日出氣田正是檢驗東帝汶能否把資源主權轉化為自主發展能力的一個關鍵試驗場。

與此同時，加入東盟後，東盟的制度框架也為東帝汶提供了一層多邊緩衝。東盟經濟一體化、區域產業鏈、人員流動與多邊磋商機制，理論上可以為東帝汶帶來發展紅利，但無法消除其產業競爭力不足、基建落後及治理能力薄弱等固有短板。

一方面，東盟多邊平台有助東帝汶減低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風險，擴闊合作來源；另一方面，東盟以協商一致、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運作原則，也令其集體行動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合作願景能否轉化成實質成果，很大程度仍有賴成員國共識。

東帝汶亦須持續協調自身外交立場與東盟集體共識。這既關乎東盟能為東帝汶帶來多少實際效益，也會影響其在大國競爭環境下與東盟整體保持協調的能力。因此，如何把加入東盟轉化成貿易條件改善、可持續外資流入、公共治理能力提升與就業民生改善，將是東帝汶政府面對的重要任務。

總體而言，加入東盟進一步強化了東帝汶與外部大國在海洋安全、資源開發、基建網絡與區域合作等方面的互動。澳大利亞與東帝汶深化安全合作、中國與東帝汶持續拓展多領域交流，以及大日出氣田股權重組，都顯示東帝汶正在主動利用自身的地緣位置與資源槓桿，拓展自主發展空間。

這也說明，在大國競爭背景下，東帝汶正嘗試把外部合作資源轉化成本國的經濟、治理與安全能力，以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這一點，也將是觀察東帝汶與相關大國雙邊關係長期走向的重要基準。

文：楊保筠（堅料網駐東南亞特約撰稿人）

作者現居泰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學術顧問、泰國法政大學比里·帕儂榮國際學院（PBIC TU, Pridi Banomyo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Thammasat University）學術顧問、泰國法政大學德國－東南亞研究中心（CPG TU, German-Southeast Asi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od Governance, Thammasat University）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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