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守法勸誡」到「教育樞紐」：香港教育改革的溯源與制度博弈 文：陳祖光

2026年11月5日，黃之鋒因「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被法庭判處監禁10年。警方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在判刑後會見傳媒，公開勸喻黃之鋒在獄中反省過錯，「培養守法精神」並好好認識國家。這番發言不僅為一宗國安案件寫下註腳，更再度引發社會對過去十餘年部分青年走向激進化的制度反思。

歷史溯源：青年激進化的教育與制度成因

探究這一代青年的成長軌跡，社會與政界普遍將目光投向歷史與教育。港英政府在殖民統治時期長期推行「去國家化」教育，淡化中國近代史與民族認同，並透過宗教與民間辦學網絡建立起高度崇尚英美自由主義體制的價值預設。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在「五十年不變」的維穩心態下，長期未有徹底落實去殖民化與國民教育，令思想陣地出現真空。

及至2009年推行通識教育科，因缺乏統一送審教材與嚴謹的教學規範，部分具激進傾向的教師將政治抗爭理念帶入課堂；加上有學者提出「違法達義」論述，將犯法行為浪漫化、崇高化，削弱了年輕人的法治底線。在外部勢力推波助瀾與本土民生矛盾交織下，最終釀成劇烈的社會動盪。

改革張力：「愛國教育」與「國際樞紐」的雙軌並行

經歷2019年社會風波及《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特區政府痛定思痛，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通識科，並將憲法、基本法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核心課程。然而，當本地教育防線逐步築牢之際，新的政策張力隨之浮現。為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區政府近年全力推動建設「國際教育樞紐」，既透過「直資擴容」吸納大灣區及內地生源，又積極引入海外辦學機構及IB（國際文憑）等國際課程。

這套「內聯外通」的佈局，引發了部分社會聲音的疑慮：在剛整頓完校園政治化後，主動引進西方教育機構並招收內地學生，會否造成意識形態的「逆向滲透」？反觀內地雖然容許國際課程存在，但前提是《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內地籍學童在小學至初中階段，必須完成九年統編教材與嚴格的國民教育，高中方能銜接國際課程；相比之下，香港的純國際學校享有高度課程自主權，兩者在制度防線上存在顯著差異。

話語權重塑：打破「西方優越」與確立DSE定位

圍繞IB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爭論，更折射出深層的話語權結構。一種批判視角點出，長久以來，社會輿論在討論教育時，往往不自覺地將「國際化」窄化為「西方化」，把IB、A-Level等西方課程預設為一種「優越標準」，彷彿本土課程必須仰望西方認證才具備價值。隨着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日增，「國際」的定義早不應由西方單方面壟斷。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門戶，不應只充當向西方輸送留學生的跳板，更應轉型為全球青年認識中國、進入內地發展的權威「輸入窗口」。

事實上，從教育主權與實用價值審視，DSE絕非封閉的本土考試，而是兼具制度主導權與國際信度的「三向直通車」。它既由特區政府掌握課綱方向，又獲全球逾六百所大學直接採認，更是全球唯一可用中文應試，並同時銜接香港八大資助大學、內地一百四十多所免試招生高校及海外名校的升學體系。近年透過「高才通」來港的內地菁英家庭，多數亦務實地選擇為子女報讀以DSE為主的本地傳統名校，而非一味追捧收費高昂的IB課程。

邁向未來：在開放招商與制度護欄間尋求平衡

如何在「堅守教育主權與文化自信」與「擴大對外開放吸納人才」之間取得平衡，成為香港教育治理的新課題。當前特區政商界普遍傾向以產業及基建思維「搶人才、引資本」，透過靈活批地、簡化宿舍審批、推動DSE與「一帶一路」學歷互認及完善留港就業配套，全力做大「留學香港」的國際品牌；但同時亦要在政策「打開大門」之餘，必須補上相應的制度護欄。

具體而言，這套制度護欄包含兩個核心維度：一方面，應進一步強化DSE作為海外學生進入內地高校與發展市場的核心認證功能，建立具中國視角與國際公信力的雙語評核標準，從制度層面破除單一西方課程的話語壟斷；另一方面，在引進海外教育資源及擴大招收大灣區與國際學生的同時，必須完善監管與引導機制，確保所有在港辦學實體與國際課程嚴格遵循憲制秩序，並為相關學生提供相應的國情、歷史與中華文化教育配套，防範意識形態滲透與文化認同疏離。

從李桂華對黃之鋒的守法勸誡，到今日香港對國際教育樞紐的戰略擘劃，香港教育走過了一段從「防線失守」到「主權重塑與再出發」的曲折歷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香港唯有既守住國家安全與文化自信的底線，又發揮多元開放的制度優勢，方能真正成為內聯外通的高質量教育高地。

文：陳祖光
立法會議員、同仁基金會主席、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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