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在沒有「黎智英」與「支聯會」的香港 ——來自平行時空的一封信 文：觀塘區議員吳承華

致十年前的我：

你好。我是來自2026的你。

此刻的你，大概很難想像，十年後的香港，已經沒有黎智英活躍於政治舞台，也沒有支聯會。你身處的年代，很多人都在告訴香港人：沒有這些政治人物和組織，香港便會失去自由；少了街頭抗爭，香港便會失去聲音；不再日日對抗，香港便不再是香港。

十年後，我可以把答案告訴你：他們退場了，香港沒有垮。相反，香港人照樣生活，而且日子比從前正常得多。街上仍然人來人往，餐廳照樣排隊，年輕人談工作、創業和旅行，對未來前景充滿希望，父母關心子女升學，打工仔最在意的仍然是人工、樓價和生活成本。

香港當然仍有問題。但許多當年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點、痛點問題，正在得到改善：公屋建多了，基層市民上樓輪候時間縮短了，「簡樸房」取代了劏房，許多生活在最底層的基層市民，居住條件得到改善，樓市、股市平穩向上，中產家庭生活更有保障，長者得到更好的照顧，青年有更多的機遇；社區關愛隊為社區居民帶來溫暖和支援，區議會、地區「三會」和關愛隊，共同建立起「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通暢渠道，立法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深入社區廣泛聽取意見，市民的不同意見，都能準確地反映給政府，並最終落實到政府的具體政策之中。

今日，香港不再有那麼聳人聽聞的言詞，也沒有那麼多聲音不斷提醒你：每天要保持憤怒，才算愛香港。這大概是十年後最諷刺的地方。那些人多年來高喊民主、自由，聲稱所做一切都是為香港人好，但十年後回頭看，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始終無法迴避：他們究竟令香港人的生活好了多少？又給香港帶來了多少真實的民主和自由？

這些人多年煽動起來的政治抗爭最明顯的效果，並不是為廣大市民解決了生活上面對的問題，而是利用誇大社會問題，煽動起市民的不滿，使之成為少數人的政治工具。有人教香港人相信，憤怒才是進步，對抗就是勇敢，分化社會、散佈敵我仇恨，則是在爭取未來。然而，香港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時間、情緒和社會成本，卻沒有換來一個更容易生活的香港。

十年後的今天，今年2月9日，法庭裁定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等3罪成，判監20年；8月，支聯會、李卓人及鄒幸彤被裁定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亦已認罪。法庭裁決是公正的法律裁決，並非政治包裝之下悅耳的政治口號可以混淆的是非曲直。

但對普通香港人而言，更值得記住的，其實是另一個要點：沒有這些政治人物和組織，香港並沒有失去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空間，市民仍然可以批評政府，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仍然會為社會問題爭論，市民的自由和合法權益，受到基本法、國安法和香港法律的保障，我們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慢慢明白，真正的民主政治，是要讓市民生活變得更好，讓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而不是每日憤怒、抗爭和喊口號。收入有沒有增加？年輕人有沒有前途？老人能不能得到更好的照顧？家庭能不能住得更好？香港還有沒有競爭力？這些問題，比任何政治人物的悲壯敘事都重要。

所以，致十年前的我，我最想提醒你：不要把任何政治人物當成香港的「救世主」。十年後你會發現，香港從來不屬於某個政治明星，也不屬於某個政治組織。香港屬於每天返工、做生意、讀書、養家、努力過日子的普通人。這也正是香港最終要重新理解的「認受性」。

真正的認受性，不是來自海外多少掌聲，不是能夠號召多少人上街，更不是誰最擅長把自己塑造成香港的代表。真正的認受性，是香港人願意留下生活，願意讓下一代在這裏成長，願意相信這座城市值得建設。誰能令香港人的日子過得更好，誰才有資格談代表香港。

至於那些喊了多年「民主、自由，卻沒有令香港人的生活變得更好的人，十年後再看，也許答案其實很簡單：原來沒有他們，香港可以變得更好。

順頌

時祺！

來自2026的吳承華

202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