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別忘安全套有疾控功能 文：陳凱文

若要說近期最受熱議的新聞，必定是施永青近日在其創辦的報章撰文，宣稱避孕套出現是生育率下降主因，並建議人類要提升生育率，不應只顧經濟因素，建議政府從避孕套的角度去切入研究，「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莫如規定避孕套公司推出市場的產品，必須有一定比例是不合規格的次貨，也就是說，這些避孕套是會漏的，一樣會令女性受孕的」，透過調校避孕套出廠時的次貨比例，去調校管轄地區的生育率。

此言一出，引來了不少非議

此言一出，引來了不少非議，例如經濟學者徐家健，便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分析，指生育率下降來自經濟需求面變化，女性教育與勞動參與提高使生養孩子的時間機會成本大幅上升，以及父母在收入增加後傾向把資源投在「每個孩子的品質」而非單純增加數量，並指即使能降低避孕套的良率，避孕丸這可靠替代品的使用難免顯著上升，皆因根本的需求問題依然存在。

很明顯，徐教授的分析，才是更為合理，而且生活和生育成本影響出生率，更有生物學的理據支撐，因為經濟問題造成的生存和生活壓力，會促使人體內的皮質醇偏高，干擾控制排卵和精子生成的下丘腦-垂體-性腺(HPG)軸。在女性中，高皮質醇會抑制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GnRH)，導致排卵延遲或缺失。在男性中，高水平的皮質醇會降低精子濃度和活力，損害其形態，有時還會引起勃起障礙，可見人為避孕手段，不過城市人皮質醇偏高的外化表現。

有煽惑犯公職人員失當罪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施永青的所謂建議，有着煽惑或教唆公職人員犯公職人員失當罪的嫌疑。須知道，安全套的功能不只是避孕，還能防止性病和傳染病的傳播，若安全套因質量問題出現破損，將有機會增加愛滋病毒 (HIV)、梅毒、淋病、沙眼衣原體、人乳頭瘤病毒，以及乙型肝炎的感染風險。當中，愛滋和乙型肝炎，均是國家《傳染病防治法》所訂明的第二類傳染病，全國各個地方政府單位，均有防範傳染病的管控責任。

正因如此，安全套乃是必須按照國家標準GB/T 7544-2019生產的醫用器材，任何人生產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衞生材料，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衞生材料，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都有干犯內地《刑法》第145條的嫌疑。有人或者會說，內地《刑法》並沒按《基本法》第18條列入〈附件三〉，但是只代表上述法律不在香港特區實施，即香港公檢法單位不能以此法進行拘捕和檢控。

須知道，內地《刑法》第6條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香港顯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意味着任何人在香港觸犯《刑法》後，只要進入內地的司法管轄區之內，內地公安機關便可實施抓捕。如此一來，任何慫使不合規格安全套被生產的人員，包括以立法方式提高安全套次貨率的公職人員，只要返回內地旅遊、考察或述職，都有可能被視為干犯內地《刑法》第145條的共犯而被追責。

另一方面，雖說《刑法》第145條沒在港實施，但是香港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根據終審法院的過往案例，任何公職人員在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例如故意忽略或不履行其職責，而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並考慮到有關公職和任職者的責任、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及偏離責任的性質和程度，有關的失當行為屬於嚴重而非微不足道，即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是故，若有人煽惑或教唆香港的公職人員，故意忽略其管控傳染病的職責，並以立法或其他作為，增加安全套的次貨率，令市民在難以準確預知的情況下，面對不合規格安全套所造成的傳染病傳播風險，這算否煽惑或教唆公職人員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呢？不要忘記，即便建議沒人響應，也能構成煽惑，根據英國著名的R v Higgins案例，任何人只需向另一人進行煽惑，無論勸誘別人犯罪或企圖犯罪成功與否，煽惑罪均已完成。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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