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寵共融」走向「人狗相殘」？ 文：朱庭萱

幾個月前，香港社會仍高調談論「人寵共融」，不少食肆、商場與公共空間亦開始以「寵物友善」作為形象包裝，彷彿城市終於踏出一步，願意將動物視為家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附屬存在。這種轉向原本值得肯定，因為一個成熟的城市，不單要能容納人的生活方式，也要能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存權利。

狗隻瞬間變成「公共安全威脅」

然而，現實的發展卻極其諷刺。短短數月之間，社會輿論由推崇共融迅速滑向仇視與清算，狗隻從「可被接納的伴侶動物」瞬間變成「公共安全威脅」，仿佛所有問題都可以簡化為對犬隻的排斥與驅逐。這種轉變並非偶然，而是多年制度失衡、規劃失當與生命教育缺位而集中爆發。

因罕有地接連發生狗咬死人事件，漁護處便下令未來4個月要大規模捕捉流浪狗。幾隻狗咬人便代表所有流浪狗也咬人要撲殺？那少部分人殺人，是否所有人也是殺人犯要滅絕？政府只是腳痛醫腳頭痛醫頭，但有沒有找出流浪狗的問題和兇猛品種走私流入香港的源頭去「除根」？

其中，北區與新界多區的收地與發展計劃，正是這場危機的核心背景。當政府推動北部都會區、新界東北及洪水橋等大型發展，土地用途重新分配成為主軸，原本用作收容、安置或暫養動物的空間便迅速被邊緣化。許多狗場並非主動停止運作，而是被規劃制度、地契限制與收地安排逐步逼出原址。

對發展而言，土地的經濟價值遠高於一批無法產生直接收益的動物；對行政程序而言，違規用途往往成為最方便的清場理由。於是，數千隻動物的去向，不再是公共關注的核心，而成為可以被冷處理的附帶代價，這顯出政府對生命安置能力全面不足的表現，亦把「責任」推向民間義工和動物本身。

社會風向急速翻轉

問題更尖銳的地方，在於社會風向的急速翻轉。當接連出現咬人以至致命事故後，公眾情緒迅速被推向極端，原本應該聚焦於制度漏洞、飼養責任、繁殖監管與流浪動物管理的討論，卻簡化成對狗隻整體的敵意，把沒有敵意的流浪狗隻也一起捕捉。這種集體情緒並不真正解決問題，只會放大恐懼，並將責任推到無辜動物身上。

流浪狗之所以流浪，不是因為牠們選擇離家，而是因為棄養、失管、繁殖失序與安置不足共同造成。當社會只在事故後要求「清走」與「處理」，卻不追究為何大量動物會在城市角落無處容身，問題便永遠無法根治。

政府在處理動物問題上，最常依賴的仍然是執法之後的「處理」。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是如何更快地把動物「消滅」，而是為何政府需要多年來不斷重複地用「殺戮」去解決問題。若沒有完善的晶片追蹤、繁殖規管、飼主教育、棄養嚴懲，以及對收容機構的制度支持，單靠事後執法只會製造更大的灰色地帶和社會矛盾。

更何況，當虐待動物案件常常輕判，當無牌繁殖與不負責任飼養的成本過低，制度本身便已向社會釋出錯誤訊號：生命的代價可以很低，而後果則由最弱勢的動物去承受。這種治理方式，不但無助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反而會讓市民對政策失去信心，認為政府只懂在出事後進行表面性處理，而不願從根源改革。

真正的議題在城市價值的選擇

事實上，香港今日面對的，不只是動物議題，而是城市價值的選擇。若一個社會只在順境時談愛護動物、講包容共存，一旦發生事故便立即轉向排斥、驅逐甚至仇恨，那麼所謂文明其實十分脆弱。真正成熟的公共治理，應該是在承認風險的同時，仍然保留對生命的底線；應該在城市發展之中預留安置空間，而不是將所有「非人類生命」視作阻礙；應該教育下一代尊重生命，而不是默許以毀滅作為處理問題的捷徑。當社會連動物都可以如此輕易地被視為可清除對象，人與人之間的尊重與包容亦只會愈來愈薄弱。

當發展凌駕安置，當規劃缺乏生命視角，當輿論只剩恐懼與憤怒，最先被犧牲的永遠是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物。若制度不改，若政府仍然只重收地與清場缺乏安置，若社會繼續以事故代替思考，那麼流離失所的將不只是狗隻，更是整個城市對生命應有的基本尊重。

文：朱庭萱
又名「玻璃朱」、Bonnie，多才多藝撐警藝人，既是【LoveHK真心救港】版主，也是節目主持、飲食作家、廚藝學校創辦人、金融機構副總裁，亦曾任職傳媒。2019年因撐警言論被攻擊起底，但沒退縮，繼續敢言，多次與藝人們一起出席撐警活動。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