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手機聲響外放，可設定額罰款 文：陳凱文

本文今次談的話題，其實不算是新聞，因為早在五個月前的撰文已經指出，香港現行的《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和《香港鐵路附例》，都已禁止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內任由手機聲響外放。因此，有媒體在談及新加坡近日的新規禁止乘客在巴士內外放手機時，覆述了本欄過去的文章觀點，在記者乃至全民都愛用AI，AI往往又只會在網上找或抄資料的今天，實在不是什麼值得詫異的事。

是否查清有多少人知悉這些法律？

值得一談的是，該媒體除了談及香港的法規，還提到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主任黎兆聰表示，司機若遇到乘客滋擾的情況，可停車要求車務督察到場處理，但一般督察都會要求警員到場，警員則只是充當「和事佬」，最多要求乘客落車，很少真的作出檢控。為此，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在網上發帖，質疑既然有法，何解不去執行，又筆鋒突然一轉，質疑有些法例執行時絕不手軟，但有些法例，特別是涉及遊客的，則選擇「寧勸勿告」。

然而，江玉歡質疑所謂有法不執之前，又有否調查過現時的執法人員、在職司機，乃至巴士乘客，有多少人知悉這條訂立了幾十年的法例？須知香港法例數以千條，你不能期望前線警員全部知曉，特别是一些訂立多年的陳年法例，所以若然我們的司機和執法人員，都不知道手機外放在現行《公共巴士服務規例》下，屬於可判監6個月的刑事罪行，在場以民事糾紛的方式進行調解，不是很正常嗎？

此外，作為律師的她理應當知道，香港奉行的普通法中，犯罪是由「犯罪意識」（mens rea）加上「犯罪行為」（actus reus）所構成。換言之，除了訂了「嚴格責任犯罪」的法律外，一個人作出某個法律禁止的行為時，根本沒有意識過錯，不清楚自己的行為違法，在刑法上便不被視為具有「犯罪意識」，因而毋須法律責任。由於報導沒述及警員所謂充當「和事佬」的情況，我們自然難以得知，警察到場之前，乘客已經知悉或已被告知，其行為已屬違法，但是仍繼續作出，自然難以判斷，警員以調解方式處理，是因為相信對方沒犯罪意識。

事實上，本欄在五個多月前撰文普法，正是源於大眾似乎並不清楚，乘客任由手機聲響外放，在香港是違法行為。即使是今次提及此法的網媒，在本年5月14日報導一名阿伯手機大聲播影片，被乘客勸說爆粗狂鬧之時，都只有提及《港鐵附例》第25條禁止乘客不得造成滋擾，第28H條禁止乘客不得使用粗言穢語，卻沒提及第26A條禁止乘客開着或企圖開着會產生噪音的器件。當一條法例，連專職的媒體記者都不清楚時，江玉歡是憑啥斷定乘客具有犯罪意識的明知故犯，因而質疑警方選擇性執法？

所謂「涉及旅客」「只勸不告」並無實據

當然，若要說江玉歡最離譜的地方，肯定是她把現行禁止乘客手機外放的法例，無故說成是啥「涉及旅客」，以此作為猜測警方「只勸不告」的原因。大家若有留意黎兆聰在訪問中的原話，便會發現他根本沒提及肇事的乘客，是本地居民還是遊客，意味着對方提及到場警員「只勸不告」的情況，是發生在處理本地居民之時。若情況真是這樣，警方又怎會如江玉歡所言，只會對本地居民嚴正執法？她又算否意圖引起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憎恨或敵意？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被江玉歡宣稱是「絕不手軟」的法例，如：阻街、衝紅燈、亂拋垃圾，都是執法人員可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行為。由於設置定額罰款的目的，是方便執法人員可即時處理較輕微的違法行為，執法密度自然較高。如此一來，江玉歡若是覺得乘客手機聲響外放，執法密度不如她所述及的違法行為，當日何解不在其任內，提議當局以定額罰款的方式處理，並制定《定額罰款（公共服務車輛違例事項）條例》，把開發罰單的權力，賦予公共巴士的車長呢？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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