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黃之鋒十年 文：悠 然

黃之鋒再判十年。新聞一出，很多人第一句就是「政治迫害」。我不同意——這判決是順着《香港國安法》一步步計算出來的。

量刑有法律依據

先說清楚一件事：判十年，不是因為他是黃之鋒。

控方拿出來的是具體行為——他向境外實體提出請求，是想對方對香港或中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其他敵對行動。這就是「勾結外國勢力」。控罪期間也很清楚：2020年7月1日到11月23日，只算這幾個月。

這裏補一句，很多人不知道。黃之鋒搞國際游說，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但《香港國安法》只管生效之後的事。法院可以看他以前做過甚麼，用來判斷他後來想幹甚麼，卻不能拿2016年的事回頭定罪。

這條界線，是《香港國安法》自己劃的。沒有界線，才叫政治審判；有了界線，才叫法律。

減刑理由沒有「認罪」這一項

然後是量刑。這裏必須提一個案子——呂世瑜案。很多人沒聽過，但它是關鍵。我用最淺的話講。

呂世瑜因「煽動分裂國家」罪被控，他認了罪。控方說他情節嚴重，最低要從五年半起算。按香港慣例，認罪可以減三分一，那坐三年八個月就出來了——他自己大概也是這樣想的。

但終審法院說不行。理由是：《香港國安法》對這類重罪寫死了最低刑，而法例列明的減刑理由裏，沒有「認罪」這一項。所以認罪也沒有折扣，他坐足了五年半。

這一刀切下去，黃之鋒認不認罪，差別就不大了。

很多人看到這裏就開罵。但我想說，這恰恰說明他不是被針對的。同一把尺，先量呂世瑜，再量黃之鋒，檢控也沒有額外加碼。制度這樣設計，就按制度走。

當然，這裏有代價。正因為「罪行重大」一認定，最低刑就跟上，律政司每次走這條路，都得拿出更嚴謹的論證，判詞也要公開交代清楚。門檻高了，不是低了。這是法律給自己上的鎖。

把「有法可依」這一面做足了

還有一點，最容易被忽略。

外界看香港，常把國安和做生意混為一談。其實不是。國際投資者看一個地方，是把風險拆開一格一格看的：合同能不能執行、產權有沒有保障、資金能不能自由進出、稅務、監管透明度、制裁合規，最後一格才輪到政治法律風險。國安只是其中一格，不是全部。

看數字更實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去年的案子，84%以上有國際成分，至少一方不是香港人；45%的案子，連一個香港當事人都沒有。仲裁是雙方自願選地方的——如果香港真的不行了，誰會挑這裏？這就是用腳投票。至於說新加坡取代香港的，不是傻，就是別有用心。

再看海外法官。到今天，司法機構名單上還有英國、澳洲、新西蘭的非常任法官，今年10月16日特首李家超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將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任命新西蘭最高法院退休法官區諾德爵士（Sir Terence Arnold）擔任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任命落實後，終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將由5人增至6人。

判黃之鋒十年，把「有法可依」這一面做足了。將來想借外國力量的，要三思再三，黃的罪名清楚、時間線清楚、量刑按等級、判詞公開。你可以不喜歡結果，但很難說它沒有依據。

《香港國安法》的出現，是為香港涉及的國家安全問題畫下一條紅線。但同時，這次判黃之鋒，用的仍是西方社會都聽得懂的法治概念——罪刑法定、不溯及既往、量刑有等級、判詞要公開。

平衡兩套規則並不容易

真正的難題，是香港同時有兩套規則：一邊是國安，一邊是普通法；一邊是國家，一邊是國際，如何平衡，並不容易。

所以十年這個結果，是在兩件事之間求一個平衡：既要維護國家安全，也要維護香港的法治社會。結果既有震懾的能力，也釋放出一個清楚的信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法治基礎，仍然獨特，仍然存在。

文：悠 然

傳媒人、經濟人，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爲自由撰稿人。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