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香港「油魔」迷思：解困關鍵在於打破高地價與制度枷鎖 文：陳祖光

​國際油價因地緣政治波動頻繁，香港市民及各行各業長期面臨「日日捱貴油」的沉重壓力。香港油價高居全球前列，社會上時常討論是否應透過集中向內地採購成品油來降低油價，甚至質疑「內地油價長期維持在7至8元人民幣，為何向內地採購後香港依然賣20多元」。這揭示了一個普遍的認識誤區：大眾往往將「油品進口價」誤認為是決定零售價的主要因素。要真正破解高油價困局，必須勇於直面問題的核心——推高香港油價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油品採購的源頭，而在於現行的高地價招標制度、固定燃油稅以及長期缺乏透明度的市場監管體系。

​揭開油價結構的黑盒：地價與稅負才是主因

​事實上，在香港每公升高達20多港元的車用汽油零售價中，油品本身的進口來價（CIF）僅佔總價約三成左右。其餘近七成的成本，完全由硬性稅負、高昂地價及營運溢價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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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香港政府對車用無鉛汽油徵收每公升6.06港元的固定應課稅，無論國際油價高低，這筆硬性稅負始終紋絲不動，直接奠定了油價高企的底線。其次，更是最為關鍵的一環——油站土地招標制度。長期以來，地政總署批出油站用地主要採用「價高者得」的公開招標方式。各大油商（包括本地及內地背景油企）為了搶佔戰略據點，競相出高價投地，單一油站地價動輒數億甚至十數億港元。這些龐大的土地成本，最終全數被計入營運成本，攤分到每一升油的零售價中。

​因此，即便以每公升極低廉的價格從內地採購成品油運到香港，加上6.06港元的燃油稅、攤分的高額油站地租以及本地人工與物流成本後，泵房的零售價依然居高不下。這說明了為什麼單純在供應鏈源頭做文章無法解決問題，因為真正吞噬市民錢包的，是後端的制度性成本。

​政府的政策矛盾與監管角色

​從制度設計與財政結構來看，特區政府在現行油價結構中，客觀上扮演了制度制定者與成本推手的角色。政府透過「價高者得」的招標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同時透過固定燃油稅獲得穩定的庫房收入，這使其在面對高油價時處於一種微妙的政策矛盾之中。

​過往，政府往往以「自由市場經濟」為由，對油商「加快減慢、加多減少」的定價策略抱持放任態度，缺乏對油價加減機制與利潤上限的有效監管。即便是早在2008年已獲免徵燃油稅的車用柴油，其零售價與進口價的差距近年依然持續擴大，反映出油商將汽油的高地價與營運成本大幅轉嫁至柴油產品上，而汽柴油監管的長期脫節，變相縱容了這種成本轉嫁。

​對症下藥：改革招標制度與劃一監管

​若要真正打擊「油魔」，政策的重鎚必須直接砸在「土地招標、價格監管與稅制調整」這三大核心癥結上：

​第一，切斷「價高者得」的地價鎖鏈。政府應徹底改革油站土地招標機制，不再以標價高低作為唯一考量，而是引入「零售價承諾」或「利潤率上限」作為投標評分指標。甚至可仿效資助房屋概念，推出「特許經營平價油站」用地，由政府給予地價折扣，但規定營運商必須以成本價加合理利潤銷售，從而引入真正的市場競爭，倒逼現有油商降價。

​第二，推行汽柴油劃一監管與成本透明化。政府應將汽油與柴油一併納入統一監管框架，立法要求油商定期申報並向公眾公佈進口價、地租成本、營運開支與零售價的詳細拆解，揭開營運「黑盒」，並設立價格調整運算公式，避免油商過度溢價。

​第三，建立靈活的浮動燃油稅機制。在國際油價暴漲或本土經濟下行時期，實施動態稅率調節，適度減免燃油稅，直接在零售端為市民及運輸業界減負。

​結語

​香港高油價問題並非不可解的經濟死結，而是一個考驗政府治理決心與政策取向的制度難題。如果政策制定者繼續迴避高地價招標模式與缺乏監管的市場結構，僅靠源頭採購的微調，絕不可能解開高油價的困局。唯有勇敢打破高地價利益的枷鎖，將汽柴油劃一納入透明監管，才能切實保障市民權益，讓香港擺脫「油魔」的長期困擾。

文：陳祖光

立法會議員、同仁基金會主席、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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