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回應民意呼求離良政善治有多遠？ 文：陳祖光

在現代公共行政的語境中，「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常被視為政府聽取民意、展現回應力的標誌。然而，當這種「回應」頻繁演變為「民不呼，我不應；問題爆發，才緊急修補」的被動循環時，我們不得不嚴肅審視：這種陷入「後知後覺」的治理模式，離真正的「良政善治」究竟還有多遠？近期政府擬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增設絕對氣溫（如36度以上）作為觸發門檻的事件，無疑為這一課題提供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剖析樣本。

「出事才修補」侵蝕政策權威性與可信度

這套「工作暑熱警告系統」，本意是為了在氣候變化下保障戶外及高危勞工的健康安全。然而在實際運作中，系統卻陷入了背離公眾常識的尷尬境地——即使全港多區氣溫飆升至破紀錄的36.9度，市民體感如處酷熱烘爐，系統的警告等級卻依然卡在最低的「黃色」，甚至完全靜默。這種「理論上科學嚴謹（依賴複合的香港暑熱指數），實際上脫離現實」的機制，引來前線勞工、工會及社會各界的強烈質疑。最終，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宣布研究優化，考慮引進直接氣溫門檻。

雖然這是一次「民有所呼，政府有應」的良性互動；但深層次來看，這卻暴露出官僚體系在治理思維上的結構性缺陷。氣候極端化並非今日才發生的突發事件，高溫對體力勞動者的健康威脅更是明確的科學常識。作為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與監察者，政府擁有最充足的氣象數據、專家資源與行政權力，本應在制度設計之初便具備「前瞻預測」的能力，預設多重安全網與動態檢討機制，而非等到制度運作失靈、勞工暴露於極端風險、社會怨氣累積之後，才迫於壓力進行「貼紙式」的補丁修正。

發生問題才修改，付出的代價從來不是條文，而是基層市民的切身權益乃至生命安全。在政府「被動回應」的過渡期內，無數建築工人、清潔工與外賣員不得不在高溫下硬撐，這背後是中暑風險與健康損害的真實承受。此外，這種「出事才修補」的模式，亦會嚴重侵蝕公共政策的權威性與政府的可信度。當一套被宣稱科學的系統在短短時間內就因「不合常理」而被逼改動，公眾難免質疑當初政策制定時是否過於閉門造車、官僚作風。

良政善治體現在「主動預判」的治理視野

真正的「良政善治」，絕不僅僅止步於危機發生後的隨呼隨應，而應體現在「主動預判」與「以人為本」的治理視野，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良政善治要求政府擺脫官僚體系中「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風險迴避文化。官員不應將政策視為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應在制度中嵌入「動態調整機制」，主動根據實地環境與極端天氣變化預先演練、主動檢討。

治理的前瞻性來自於深入真實場景的政策設計。如果政策制定者僅坐在空調房內依賴複雜模型運算，而缺乏前線視角，就必然會產生「36.9度卻不警告」的荒謬現象。良政善治需要政府在政策出台前便廣泛納入使用者（前線勞工、僱主團體）的真實體驗，讓科學數據與直覺常識達成平衡。

良政善治需要從個案回應轉化為整體制度的結構優化。以暑熱警告為例，優化觸發門檻固然值得肯定，但若《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始終缺乏法律約束力，僱主違規成本過低，那麼警告系統再敏捷，也終究難以轉化為實質的勞工保障。主動治理者應當藉此契機，深化評估職業安全法例的修訂，從源頭解決高溫勞動的權益問題。

社會期待「引航者」而非「修補匠」

社會給予政府資源與權力，期待的是一位能為城市規劃擋風雨、預見風險的「引航者」，而非一個疲於奔命、出事後才來抹油維修的「修補匠」。「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是政府回應民意的底線；而「民未呼，我先思；風未起，我先預」，以主動前瞻的姿態保障市民福祉，才是通往「良政善治」的真正道路。

文：陳祖光

立法會議員、同仁基金會主席、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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