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未至先布局:香港通訊改革須以制度能力贏先機 文:劉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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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局提出推動大灣區6G網絡、2027年底前有序關閉3G、簡化低軌衞星牌照及加強郊區與新發展區通訊基建,方向值得支持,成敗取決於制度安排。政府以2030年商用6G為目標,與工信部溝通頻譜並參與國際標準前期討論;宜藉大灣區試點跨境物流、港口機場調度、應急通訊及自動駕駛,訂明目標、資安與評估。3G退場須公布受影響設備、過渡時程與支援,協助長者、低收入戶及小企,免擴數碼落差。低軌衞星擬由「一對牌對一星」改為「一對牌對一星座」,今年底公布細節,簡政仍須規管審批、頻譜軌道、網絡安全及數據。另須繼續資助郊區網絡、預留通訊設施。未來需跨部門治理,定期發布路線圖,確保覆蓋、收費與韌性,讓6G發展惠及全城。
通訊政策往往不如房屋、醫療般容易成為公眾焦點,卻決定一座城市能否承載下一輪數字經濟、智慧城市與跨境協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日前在立法會簡報,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6G網絡建設、在2027年底前有序關閉3G網絡、簡化低軌衞星牌照程序,以及加強郊區和新發展區通訊基建。這不是若干技術項目的堆砌,而是一套涉及頻譜、跨境規則、產業發展和公共服務的政策組合。方向值得支持,但成敗取決於政府能否把前瞻願景轉化為可驗證、可監督而兼顧市民需要的制度安排。

參與6G國際標準制訂的前期討論
6G部署的重點不應只是「搶先鋪網」,而是及早參與標準、場景與規則的形成。政府以2030年商用6G服務為準備目標,正與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就頻譜規劃保持溝通,並參與國際標準制訂的前期討論。這種做法較單純等待技術成熟後採購設備更具戰略意義。通訊制式的效益,往往由標準兼容、頻譜配置、設備生態和應用需求共同決定。香港若能在前期提出實際需求、參與測試,便有機會把國際化法規環境、金融與專業服務、密集城市管理等優勢帶入新一代網絡的設計之中。
大灣區協作正是最值得把握的試驗平台。香港市場規模有限,卻可連接粵港澳完整的通訊產業鏈與廣闊應用場景。政府鼓勵業界開展跨境6G技術試驗,涵蓋低軌衞星和低空經濟等範疇,方向可取。下一步不妨由少量但具公共價值的場景先行,例如跨境物流、港口及機場調度、偏遠地區應急通訊、跨境自動駕駛測試等。試點的價值不在展示速度有多快,而在檢驗不同網絡、資料流、監管規則和應急程序能否真正互通。政府宜就每項試點訂明目標、資安責任及評估機制,避免「概念驗證」停留於展示層面。
3G網絡在2027年底前有序關閉
3G退場同樣是必要卻須細緻處理的改革。通訊辦計劃協調3G網絡在2027年底前有序關閉,讓營辦商重整頻譜資源,支援新一代網絡技術。頻譜是稀缺公共資源,將較低效的舊技術逐步退場,原則上有利提升整體網絡容量與質素。然而,「有序」不應只由營辦商界定。仍使用舊式手機、醫療監測裝置、警報系統或物聯網設備的市民和小企,可能面對裝置更換及服務相容問題。政府與業界應及早公布受影響設備類別、過渡時程和支援渠道,並要求營辦商維持清晰、易懂的通知和求助安排。對長者、低收入戶和小型機構,更可研究針對性的轉換支援,免得技術升級擴大數碼落差。
低軌衞星牌照改革亦值得肯定。政府擬把現行「一對牌對一星」簡化為「一對牌對一星座」,並目標於今年底公布詳細安排。
面對衞星網絡由單一衞星走向星座運作的趨勢,沿用過度細碎的審批模式,確會增加行政成本、削弱香港承接商業航天服務的能力。簡政能提升效率,但不等於減少必要規管。牌照制度應同步說明審批準則、頻譜與軌道協調、網絡安全、數據處理、服務中斷應變及持牌人的問責要求。尤其衞星服務跨越地域邊界,政府既要便利業界,也須透過透明規則維持市民、企業和海外營辦商對香港制度的信心。
繼續資助郊區網絡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通訊改革的公共價值不只在最前沿技術。政府將繼續資助郊區網絡建設、要求新建及重建指定建築物預留通訊設施空間,並協調為新發展區建設固網和流動網絡。這些看似基礎的措施,實際關乎市民日常上網、緊急通訊和新區宜居程度。當政府積極發展6G與商業航天,更應把網絡覆蓋、訊號穩定、服務收費和極端天氣下的韌性列為同等重要的政策指標。科技基建若只集中於商業核心區,便難以支撐均衡的城市發展。
未來的考驗是建立跨部門、跨界別的治理框架。頻譜規劃涉及通訊辦;低空經濟牽涉航空、創科、運輸和安全部門;衛星服務又連接國際協調、數據保障與應急管理。政府可考慮以常設機制統籌政策,吸納業界、學術界、消費者及網絡安全專家參與,定期發布路線圖和進度。對公眾而言,最有用的不是抽象的「世界級網絡」承諾,而是清楚知道何時可改善偏遠地區覆蓋、3G轉換有何支援、試點如何保障私隱,以及新技術會否令服務更可靠、更可負擔。
香港的優勢從來不只是速度快,而是具備連接國家與世界的制度、人才和市場條件。最新通訊政策組合展示政府開始以較長周期思考下一代基建,值得支持。若能以大灣區試點累積經驗,以透明規則建立信任,以普及服務確保成果共享,香港便不只是在迎接6G,而是在為未來城市運作、產業創新和社會韌性打下更穩固的基礎。
文:劉建誠
公共行政學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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