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森勿曲解言論自由 文：陳凱文

今年6月底至7月中旬，警方國安處先後派人搜查獵人書店、留下書舍，以及田園書屋，並以「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拘捕數名店員。事後，有記者問當局曾否考慮設禁書名冊，保安局長鄧炳強表示，當局是針對書的內容而非書名，強調一本有犯法內容的書籍，不會因改書名而變成合法，並指書商有責任確保出售的書籍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蔡志森的所謂批評跟過去的反對派一樣

為此，曾以反對同性婚姻聞名的明光社，其總幹事蔡志森在網上發帖，宣稱書店的店員和老闆不可能看完每本書的每一句，質疑當局不公佈禁書名單和禁止理據是「濫權、破壞法治精神的行為」，指當局「不能以莫須有、不公開的原因隨意拘捕和指控一些人、以及查封相關的財產、禁止某些未證明觸犯法例的商品或商業行為，否則難以令人相信香港仍然是一個講求法治而非人治、重視人權和言論自由的自由港」云云。

蔡志森的所謂批評，跟過去的反對派一樣，不過是在曲解言論自由，所以他的言論一出，才會受到反對派的岑子杰及馮睎乾追捧。蔡志森指言論自由體現於市民不需要為發表個人意見而擔驚受怕，言下之意是無論個人意見的內容是什麼，都不用害怕會被拘捕或入罪，但即使是反對派一直吹捧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也強調言論自由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

為此，《公約》第19條訂明締約方可以立法方式保障（甲）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道德。由於《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款繼續有效，意味着不論是《維護國安條例》禁止任何人煽動危害國家安全，抑或是其他禁止發表危害公共安全及誹謗性言論的法例，都是符合《基本法》之餘，符合《公約》相關規定。

所謂「莫須有」根本是扭曲事實

事實上，蔡志森指當局「以莫須有、不公開的原因隨意拘捕和指控一些人」，根本是扭曲事實。所謂「莫須有」是指警方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下執法，但《維護國安條例》第23條，早已清晰地列明了「煽動意圖」的法律定義，第24條則述明了「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包括：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發表具煽動意圖的文字、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該刊物，以及輸入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值得一提的是，煽動意圖罪不是啥新法律，而是源於英國普通法，港英政府則在1914年將其法典化，制訂《煽動刊物條例》，然後在1938年修訂為《煽動條例》。直至1971年，立法局將《煽動條例》整合至《刑事罪行條例》，一直到港府於2024年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再將原本在《刑事罪行條例》內的國安相關條文摘出，整合至現行的《維護國安條例》。換言之，輸入和出售煽動性刊物，一直都是刑事罪行，何以蔡志森在過去，不見其要求當局擬定啥「禁書名單」？

書商能識別哪些書屬煽動性刊物

至於蔡志森指書店的店員和老闆不可能看完每本書的每一句，但是有基本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書商即使不這樣做，也能識別哪些書屬煽動性刊物，因為世上大部分書籍，都不會涉及人文學科或國家的題材，如：數理化、休閒、娛樂一類的書籍，此類書基本上不可能具煽動性。與此同時，部分書只要單看標題、簡介、目錄、序言，便能從中知其寫作目的及意識形態，哪用逐字逐句把書看完？

況且，即使書商在完全不知情下輸入或售賣煽動性刊物，最終被警方拘捕，根據《維護國安條例》第26(1)條：「被控犯第24(1)(c) 或 (2)(c)條所訂罪行的人 (即：輸入具煽動意圖的刊物或勾結境外勢力輸入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如確立在指稱的罪行發生時，自己並不知道有關刊物是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即為免責辯護」，屆時法官若信納書商或職員的抗辯理由，控方又未能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便能在審判中脫罪。

換言之，書商大可以像蔡志森所言，事先不作任何稽查，隨意輸入或出售任何未被法庭裁定為具煽動性的刊物，只是警方亦可根據法例，調查某本刊物是否具煽動性，並拘捕涉嫌出售該份刊物的人，再交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檢控，然後由法院裁定該份刊物是否具煽動性，以及書商是否知道刊物具煽動性。警方依法拘捕疑犯，並呼籲書商把關，以免惹上官非，決非啥莫須有，而是法治的表現。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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