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歷者記憶」到「國家記憶」：抗戰歷史的傳承 文：堅雜誌駐深圳記者站

2026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十一周年。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政府主辦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上發表致辭，通篇未提「反省」二字；同日，她以自民黨總裁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玉串料」，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等多名核心成員高調參拜。八十一年前的這一天，日本以「無條件投降」接受了戰敗的事實；八十一年後的這一天，日本執政當局卻以集體行動表達了對這一事實的不甘與抗拒。

當戰敗國反覆消解戰敗的意義，受害國應該如何回應？日本右翼長期以來將中國等受害國的歷史記憶訴求，歪曲為「延續仇恨」。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話術——將「銘記」與「仇恨」混為一談，目的是讓受害國在追問真相時背上「不依不饒」的道德包袱。然而銘記與仇恨有着本質區別。仇恨指向的是「人」，銘記指向的是「事」。中國紀念抗戰勝利，悼念的是三千五百萬死難同胞，追問的是歷史真相，從未主張將仇恨延續到今天日本民眾身上。這個區別必須說清楚，否則一切討論都將在概念混淆中失去焦點。

但記憶是有時限的。時間本身正在帶走最後一批證人。1987年南京首次統計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時，記錄在冊的共有1756名。三十九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急劇縮減至21人。僅2026年一月，倖存者潘巧英與徐德明在兩天內相繼離世。

這不是中國一國面臨的問題。日本社會同樣面臨戰爭親歷者高齡化的挑戰。但兩國的區別在於：一方試圖守住真相，另一方卻在系統性地消解它。長崎市政府正計劃將核爆資料館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表述改為「南京事件」，管理方宣稱此舉是為了與日本官方表述及主流教科書「保持一致」。然當「南京大屠殺」變成「南京事件」，三十萬死難者的悲劇就被降格為一個中性名詞。日本右翼不急於否認歷史，他們只需要等待。等待時間替他們完成那些他們自己無法完成的事。

親歷者的離去不可逆轉，但記憶的傳承不應隨之終結。當「親歷者記憶」被迫轉向「國家記憶」，國家是否會以制度化的方式守住真相？八月十五日當天，一百五十餘件文物史料、一百餘件文獻資料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批資料涵蓋侵華日軍士兵私人信件、戰地明信片、毒氣戰教育資料、戰時新聞報道集以及法國外交檔案。這些「硬證據」的價值不在於「紀念」本身，而在於它們構成了無法被口頭否認的證據鏈。

而比檔案更有生命力的，是人的傳承。同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上崗儀式。阮澤宇、謝靜雯、常靈、羅夢、卡莉·布萊迪、克里斯托夫·賴因哈特六人獲頒證書。至此，紀念館自2022年起已先後認證五批共四十四名傳承人。阮澤宇是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阮家田的玄孫。1937年冬，阮家田在南京燕子磯江邊慘遭日軍刺傷，重傷離世。阮澤宇說：「當年高祖父身處戰火，無醫無藥，重傷離世。而今我手握聽診器，以醫者責任守護生命。」國際友人理查德·布萊迪的曾孫女卡莉·布萊迪亦加入其中，她表示：「這份使命更像是一份跨越八十九年的家族契約——當後人問起『一九三七年南京發生了什麼』，答案是清晰而無可辯駁的。」當最後一位親歷者離去，他們將成為真相的發聲者。

八十一年的時間，改變了很多東西。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越是接近復興，越不能忘記復興從何而來。抗戰勝利的意義，不僅在於「贏了那一仗」，更在於它證明了一個道理：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征服一個不願被征服的民族。這個道理，是三千五百萬同胞用生命換來的。它不會隨着最後一位倖存者的離去而離去。

銘記不是延續仇恨，而是守護真相。一個不願正視歷史的國家，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而一個無法守住歷史真相的民族，也無法真正走向未來。當最後一位親歷者離去，檔案、文物、遺址、傳承人——這些是真相最後的守護者。這份守護不是對抗，而是責任。責任不分國界，真相亦不應有保質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