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拒絕承認朝小野大的事實，導致治理嚴重癱瘓！ 文：陳國祥

台灣地區的立法機構近日全面封殺賴清德提名的27位「監察委員」人選，這是賴清德拒絕承認朝小野大的事實，一意孤行造成的自取其辱的結果，也導致台灣當局的一些重要機關功能癱瘓。

2024年大選，賴清德以40.05%的得票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民進黨卻未能取得立法機構過半席次。立法機構113席中，民進黨51席、國民黨52席、民眾黨8席及其他2席，形成典型的「朝小野大」局面。這是台灣民主政治透過選舉所產生的政治現實，而不是任何一方可以迴避或否認的事實。

問題正在於，如何治理？

在台灣的政治制度下，台灣地區領導人仍然擁有相當大的行政權與人事提名權，但立法機構同時掌握立法、預算以及若干重要人事同意權。當台灣地區領導人所屬政黨沒有掌控立法機構過半席位時，台灣地區領導人如果仍以「勝選即取得完整政治授權」的方式治理，就必然與立法機構佔有多數席次的政黨產生衝突。

近兩年發展下來，最明顯的問題便是獨立機關及憲政機關人事案不斷卡關，逐漸形成「提名—否決—再提名—再否決」的循環。這不只是人事問題，而已開始轉化為台灣當局各機關運作問題。

朝小野大，最重要的政治能力就是協商

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結構中，行政權不能期待立法機構只是被動接受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尤其台當局的「監察院」、「司法院」、NCC、「中選會」等機關，本來就具有超越政黨的制度性要求，人選的社會公信力與政治中立性自然成為立法機構審查的重要標準。

因此，賴清德提名人選之後，不能只期待自己的政黨團結支持，而必須設法取得至少一部分在野黨的接受。這正是朝小野大的重要政治能力。

擁有多數議席，可以靠自己的席次完成政策與人事布局；只有少數議席則必須靠協商、妥協與跨黨派合作。後者不是示弱，更不是放棄台灣地區領導人權力，而是取得政治有效性的必要條件。

大法官缺額，使憲制危機最先浮現

2024年12月24日，立法機構表決賴清德提名的7名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未獲通過。這個結果並不是單純的「藍白封殺」。因為其中一名被提名人劉靜怡，甚至遭到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全數投下反對票；換言之，朝野對部分人選的政治接受度都非常有限。

其後賴清德的幕僚機構重新提名，但2025年7月再次遭立法機構全數否決。大法官因此長期缺額，已使司法機構正常運作受到重大影響。這是台灣憲政體制非常罕見的情況：行政機構、立法機構與司法機構之間的政治衝突，最後直接反映到憲制性規定審判機制。

NCC與「中選會」，則是另一種「慢性停擺」

NCC的人事爭議更為典型。2025年11月7日，台灣當局的行政機構提名蔣榮先、程明修、黃葳威、羅慧雯4人擔任NCC委員，立法機構表決結果全部為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4人均未達57票門檻。

NCC的特殊性在於，它負責廣電與通訊傳播重要監理事項。當委員人數不足時，部分重大業務便可能受到影響。這種影響不是「政府大樓關門」，而是法定機關因人事缺額而失去完整決策能力。

「中選會」則呈現另一種情況。2026年3月，立法機構審查7名「中選會」被提名人，其中游盈隆、李禮仲、蘇嘉宏、蘇子喬獲得同意，胡博硯、陳宗義、黃文玲未獲通過。換言之，立法機構並非對行政機構提出的人選一律否決，而是存在選擇性同意的情況。到了7月，行政機構再提名沈淑妃、蔡維哲、黃謀信3人，則全部未獲過半數同意。

這一連串結果顯示，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某一名候選人的去留，而是朝野對於「誰有資格決定獨立機關的人事」產生根本歧見。

「監察院」則成為最新、也是最嚴重的案例

2026年9月29日，立法機構表決第7屆「監察院」人事案，賴清德提名的27人，包括正副院長被提名人陳永興、王榮璋在內，全部未獲57票同意門檻。其中陳永興、王榮璋均為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餘多數被提名人也大致是相同結果。

這次事件的重要性，在於「監察院」第6屆監委已於2026年7月底卸任，第7屆人事又全部未能通過，因此「監察院」將繼續處於沒有監委的狀態。「監察院」究竟是否應該存在，是另一個制度問題；民眾黨已公開主張廢除「監察院」，而國民黨則批評「監察院」過去監督功能不足。但在現行憲制性規定制度尚未修改之前，「監察院」既然仍然存在，其法定職權就不能長期處於無人執行的狀態。

因此，9月29日的人事否決所造成的，不只是「27個人沒有當上監委」，而是監察權繼續處於空窗。賴清德的幕僚機關也承認，此一結果將使部分攸關社會公義與人民權益的調查案件陷入停頓。

問題不能只歸咎於「在野黨封殺」

執政陣營當然可以指出，藍白掌握立法機構多數，反覆否決人事案，確實是造成機關缺額的重要原因。

但是，若只停留在這個解釋，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憲制性規定本來就把人事同意權交給立法機構。只要立法機構仍然依法行使這項權力，行政與立法之間就必然存在協商空間。

反過來說，在野黨也不能把「反對行政機構」變成「凡行政機構提名皆反對」。2026年3月中選會人事案仍有4人通過，就是一個明確例子。因此，今天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朝野已經無法透過協商，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人選？

賴清德最大的誤區，是把「勝選」等同於「全面授權」

賴清德的政治現實非常清楚：他是台灣地區領導人，但民進黨不是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多數。這兩件事情必須同時被承認。

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民意授權，來自選舉；立法機構的民意授權，也來自選舉。兩種授權都具有民主正當性，不能用其中一種否定另一種。

因此，「我是台灣地區領導人，所以我提名的人就應該通過」，在朝小野大之局中行不通；但「我是立法機構多數，所以行政機構提名的人全部都可以否決」，同樣不是健康的憲政運作。佔少數議席的民進黨當局真正需要的，不是權力更集中，而是政治協商能力更強。

這也是為什麼陳水扁後來曾以自己「朝小野大」的經驗提醒賴清德，必須透過對話、妥協與協商推動政務。歷史上陳水扁第二任期也曾因「監察委員」提名遭全面否決，使「監察院」停擺長達約三年半。今天的局面，顯然讓人重新想起那段歷史。

台灣現在面對的不是單一人事案，而是「憲政機關空窗化」

從大法官到NCC，再到中選會與監察院，問題已經形成一條清楚的脈絡：只要朝野無法取得最低限度的互信，憲制性規定所設計的「行政提名、立法機構同意」制度，就可能由制衡機制變成否決機制。

制衡原本是為了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但當制衡失去協商，就可能變成彼此癱瘓。今天台灣面對的難題，也正在這裏。

台灣當局並不是所有部門都已經完全停擺，許多行政機關仍然正常運作；但是部分重要憲政及獨立機關已出現人事缺額或功能受限。大法官長期缺額、NCC人事無法補實、「監察院」沒有監委，以及「中選會」人事反覆遭到部分否決，代表台當局開始出現「局部空轉」。

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最大的成本不一定是某個政黨輸贏，而是人民對台灣當局治理能力與憲政制度的信任。

因此，賴清德當局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如何證明自己沒有輸，而是如何承認「少數」就是現實。

台灣地區領導人需要學會與立法機構多數共存，立法機構多數也必須學會在監督與治理之間取得平衡。如果行政與立法繼續把每一場人事案都當成政治戰爭，最後恐怕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大法官缺額不會因此消失，NCC不會因此恢復完整功能，「監察院」也不會因政治攻防而重新運轉。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套朝小野大時代的政治運作規則：重要人事提名事前協商、候選人提高跨黨派性、在野黨對合格人選進行個案審查，而不是黨團對決；執政黨則必須承認，沒有立法機構過半，就必須付出更多政治協商成本。這才是2024年選舉投票結果所留下的真正政治課題。

朝小野大不必然是憲政失敗，而是一種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結構。真正危險的，是政治人物拒絕接受這個結構，而立法機構佔多數議席的政黨如果以全面否決作為回應，同樣會使制衡制度變成癱瘓制度。

當行政權與立法權都只要求對方讓步，而不願意自己讓一步時，最後被犧牲的，就不是哪一個政黨的面子，而是台灣當局各機關正常運作，以及人民期待有效治理的基本權利。

文：陳國祥
政治大學 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台北市 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時報》特約主筆、時報育才董事長。現為傳媒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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