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觀察：韓國青年，真的能走上街頭嗎？ 文：陳敘（堅料網駐韓國特約撰稿人）

11月5日，法國多個主要工會發起全國罷工及示威。此前一個多月，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抗議持續蔓延，從封堵校園到全國集會，一場圍繞教育資源、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務的抗議，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社會運動。遠在東亞的韓國，也開始關注一個問題：同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在韓國？

改革新黨旗下智庫改革研究院10月22日公布的調查顯示，61.9%的受訪者認為韓國也可能出現法國式大規模示威，64.8%認為法國示威背後的生活成本、教育和公共服務問題，在韓國同樣存在。然而，相似的社會壓力，並不意味着相似的街頭行動。當下的韓國青年，是否還擁有將個人困境轉化成共同訴求的條件？

從廣場到考場：韓國學生運動的巨變

韓國青年並不缺乏走上街頭的傳統。從1960年四一九革命、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到1987年六月民主抗爭，學生一直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力量。1980年代，全國大學生代表者協議會（全大協）等組織更能跨校動員，學生亦將自己視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參與者。

這一傳統在1990年代逐漸衰退，而1997年底的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改變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危機後，非正規就業增加，穩定工作日益稀缺，大學文憑不再意味着穩定的職業前景。大學生逐漸從社會變革的參與者，轉變為就業市場中的競爭者。校園關注重點亦由政治鬥爭轉向學費、就業和個人發展，「學分與資格證」逐漸取代過去的社會連帶。對今天的青年而言，保障個人生活往往比透過集體行動改變社會更為迫切。

然而，街頭抗爭並沒有因此消失。2008年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的燭光集會吸引大量中學生和市民參與，但傳統大學生組織的作用已相當有限。街頭回來了，傳統意義上的學生運動卻沒有回來。

近年的集會亦證明，韓國青年仍在公共空間活躍。2024年12月要求彈劾尹錫悅的集會中，20多歲女性成為重要參與群體；2026年6月，地方選舉發生選票不足事件後，大批青年亦透過社交網絡自發聚集在首爾蠶室。校園內，同德女子大學學生反對校方推動男女共學；梨花女子大學等校學生則就學費上漲表達抗議。

這些行動與法國示威有相似之處：訴求具體，抗議對象明確，行動者擁有共同的生活空間。但它們始終未能串聯成跨校運動。學費、住房和就業本是不同青年群體共同面對的問題，卻往往停留在各自學校的聲明和抗議之中。

被割裂的「我們」

韓國青年難以形成更廣泛的集體行動，首先與組織網絡衰退有關。過去，全大協、韓總聯等組織能夠連繫不同大學，如今連校內學生自治機構也在弱化。《韓國經濟》今年對首爾18所主要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8所沒有總學生會長。當學生自治組織難以維持，即使青年有不滿，也缺少協調和持續行動的渠道。

其次，個人生存壓力擠壓了集體參與的空間。就業競爭使學生更關注求職準備，疫情後校園歸屬感減弱，學生會亦容易被視為少數人的組織。與此同時，共同問題被分散在不同制度和談判場合之中。2011年的「半價學費」運動曾透過學生組織、家長和市民團體形成較大規模的動員，但今天要重新建立跨校、跨群體的聯繫，已並不容易。

新媒體雖能讓青年迅速自發集結，卻未必能取代穩定組織。蠶室集會顯示，社交網絡可以在短時間內聚集人群，但缺少共同議程和持續協調，行動也難以延續。相比之下，法國學生背後有學生組織和教師工會支持；韓國青年缺少的，或許正是這樣的「中間組織」。

此外，青年內部的政治和性別分歧亦加深了群體隔閡。近年韓國選舉出口民調多次顯示，二三十歲男性與女性的政治傾向存在明顯差異。青年難以形成共同的「我們」，即使面對相似的生活壓力，也很難發出一致的聲音。

街頭之後，如何重新連結？

回到最初的問題：韓國青年真的能走上街頭嗎？答案是肯定的。從2008年的中學生，到2024年參與彈劾集會的青年，再到2026年聚集在蠶室的年輕人，都證明他們並未失去公共參與的能力。真正的問題是，這些街頭為何難以彼此連繫。

法國這一輪運動能夠從校園擴展至全國，不只是因為青年憤怒，更因為學生、教師和工會找到了共同訴求，並擁有持續組織行動的渠道。韓國則面臨另一種困境：金融危機後，個人生存逐漸成為生活重心，傳統學生組織衰退，校園共同體弱化，政治與性別分歧又進一步加深青年之間的隔閡。

韓國青年面對共同困境時，是否還有共同討論、組織行動和爭取改變的空間呢？當這種空間持續收縮，失望未必會化為街頭抗議，也可能表現為推遲婚姻、放棄生育或退出公共生活。街頭的沉默，或許更反映青年社會的絕望。

文：陳敘（堅料網駐韓國特約撰稿人）

作者為韓國高麗大學傳媒碩士，目前在韓國從事國際文化交流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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