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給阿嬤的情書》看新加坡方言的尷尬 文：明學文(堅料網駐新加坡特約撰稿人)

中國潮汕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近日在新加坡上映後獲得熱烈反響，也引發社會對華族方言、文化認同以及方言電影放映政策的討論。

方言電影放映須提出申請

這部電影在新加坡上映前，已受到本地觀眾高度關注。不過，當消息傳出電影在本地院線主要以華語配音版公映，而非潮語原音版放映時，不少觀眾表示失望。對許多人而言，一部以方言、移民記憶和家族情感為核心的電影，若能保留原音，更能呈現作品的文化質感與情感力量。

《給阿嬤的情書》於2026年6月18日在新加坡正式上映。公開售票方面，嘉華院線最初安排八場潮語原音版放映，日期為6月18日至21日，門票於6月16日開售後兩小時內售罄。隨後，片商Clover Films與嘉華院線於6月19日宣布，在6月25日至29日額外加開八場潮語原音版放映，門票於6月22日下午3時開售後，再度迅速售罄。

隨着觀眾反應持續熱烈，片商與院線進一步向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申請，希望增加更多潮語原音版場次。新加坡數碼發展及新聞部也在6月22日發表文告，表示樂見《給阿嬤的情書》引發社會對華族方言和文化認同的更廣泛討論，並表示當局聽到公眾希望影院能更自由放映方言電影的呼聲。在現行框架下，方言電影放映仍須提出申請，但當局將以更靈活的方式處理相關申請。6月25日，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批准《給阿嬤的情書》再加映50場潮語原音版。

長期鼓勵「多講華語，少講方言」

新加坡自1979年推行「講華語運動」以來，長期鼓勵華族社群「多講華語，少講方言」。當時的政策背景，是華人社群內部有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海南話等不同方言，各方言之間未必互通。政府希望以華語作為華族共同語言，既方便族群內部溝通，也配合雙語教育政策，提升年輕一代的華語能力。

所謂「方言禁令」並不是全面禁止私人生活中的方言使用，而主要體現在公共傳播和大眾媒體領域。從電視、電台到電影放映，方言內容長期受到限制。方言電影並非絕對不能放映，但院線公映通常需要個案申請和審批，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一些方言電影在新加坡上映時，會出現華語配音版與方言原音特別場次之分。

方言已由強勢變弱勢

然而，今天的新加坡語言環境已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不相同。當年的政策擔憂，是年輕華人過度依賴方言，影響華語學習；今天的情況卻往往相反。許多年輕新加坡華人已經不會說方言，甚至華語能力也受到英語環境衝擊。在不少家庭中，英語已成為主要溝通語言；祖父母一代仍會說方言，父母一代或許還能聽懂一些，到了年輕一代，方言往往只剩下家庭稱謂、零星詞語或節慶記憶。

換言之，方言在今天的新加坡，已不再是華語的主要競爭者。它更像是一種正在流失的文化記憶。若繼續以過去的方式限制方言，恐怕已不合時宜。

不能只把問題簡化為「放」或「不放」

不過，若進一步放寬方言電影放映，也不能只把問題簡化為「放」或「不放」。其中仍有幾個需要審慎處理的新課題。

首先，是不同方言之間的比例失衡。新加坡華族社群有不同方言背景，但電影市場中最容易大量進入新加坡的方言片，未必能平均反映本地各方言群的文化構成。以市場供應來看，港產片長期以粵語為主，作品數量、明星知名度和發行網絡都相對成熟；相比之下，潮語、福建話、海南話、客家話等電影的產量和商業能見度較低。若政策全面放開，院線基於票房考量，可能優先引進較有市場保證的粵語片。這樣一來，「方言電影」的空間可能主要被粵語片佔據，未必真正促進本地多元方言文化的均衡傳承。

其次，是市場邏輯可能壓過文化傳承的初衷。支持放寬方言電影的人，重視的是方言所承載的家族記憶、移民歷史和地方文化。但院線畢竟需要考慮票房，片商也會優先選擇受眾較大、宣傳較容易、商業回報較高的作品。若缺乏配套設計，市場自然會保護最有票房能力的方言，而不是最需要被保存的方言。結果可能是娛樂性強、明星陣容大的商業片獲得更多場次，而真正具有文化、歷史或社群意義的小眾方言作品，仍然難以被看見。

第三，是華語、方言與英語之間的關係需要重新平衡。政府過去限制方言，是為了鞏固華語作為華族共同語言的地位。這個政策考量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即使今天方言已不再強勢，華語本身也面對英語環境的壓力。若公共文化空間中出現越來越多方言內容，而華語內容本身缺乏吸引力，年輕一代可能更難建立穩定的華語使用習慣。問題不在於方言本身，而在於華語、方言和英語都在競爭年輕人有限的注意力和使用時間。

母語多樣性需平衡各族

此外，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從來不只是華族內部問題，而是整個多元種族社會治理的一部分。新加坡有四大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這種安排本身就是一種政策簡化，因為每個族群內部其實都存在豐富的語言差異。若政府因文化傳承理由，給予華族方言更多公共文化空間，也應同時思考其他族群內部的語言多樣性如何被看見和支持。

以印度族社群為例，淡米爾語是官方承認的印度族母語代表之一，但本地印度人也包括印地語、旁遮普語、馬拉雅拉姆語、泰盧固語、孟加拉語、古吉拉特語等不同語言背景。這些語言未必面對與華族方言相同的政策限制，但它們同樣承載著家庭記憶、宗教生活、移民歷史和文化身份。若公共文化政策開始更重視「母語內部的多樣性」，這種視野就不應只停留在華族社群之內。

因此，方言電影放映政策的調整，需要一套更清楚、更透明，也更有文化敏感度的框架。政府可以在不削弱華語作為華族共同語言地位的前提下，給予方言電影更多空間；同時，也可以透過字幕、場次安排、教育導讀、文化節目和社群合作，讓方言電影不只是商業娛樂，而成為理解家族、地方、移民和身份認同的文化資源。

《給阿嬤的情書》在新加坡引發的討論，不應只被視為一部電影的放映風波。它提醒我們，在追求效率、統一和溝通便利之外，也不要忘記那些曾經在家庭飯桌、組屋走廊、巴剎小販攤和祖父母口中流動的聲音。這些聲音未必標準，卻親切；未必宏大，卻構成了許多人對家的最初記憶。真正的挑戰，不只是讓方言重新被聽見，而是如何在華語、方言、英語與其他族群語言之間，重新設計一種更公平、更細緻，也更符合今日新加坡現實的文化政策。

文：明學文（堅料網駐新加坡特約撰稿人）

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目前在新加坡從事教育與文化傳播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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