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觀察：費紹爾辭職後：政府與回教社群的信任考驗 文：明學文 （堅料網駐新加坡特約撰稿人）
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務代部長兼內政部高級政務部長費紹爾（Faishal Ibrahim），因與一名女民眾在網上互動失當，未能及早劃清應有界限，於7月20日辭去政務官和國會議員職務，並退出人民行動黨。警方調查後沒有採取進一步刑事行動，但費紹爾承認，自己的行為未達政務官和國會議員應有的標準。黃循財總理接受辭呈，並安排國防部兼永續發展與環境部高級政務部長扎吉哈（Zaqy Mohamad）接管回教事務。
事件首先涉及個人操守。沒有觸犯刑法，不表示政治責任不存在。法律規定的是最低界限，公職倫理則要求判斷力、自我約束，以及避免私人行為損害公共職位的信譽。
這次人事安排也反映出，新加坡擔任較高層政務職務的馬來政務官人選不多。費紹爾辭職前，扎吉哈是除他以外唯一擔任高級政務部長的馬來政務官；在現有馬來政務官中，職級高於兩人的只有社會及家庭發展部長馬善高。費紹爾接手前，回教事務也由馬善高主管。由扎吉哈接任固然符合其經驗與資歷，但可供選擇的人選不多，也突顯培養更多具潛力馬來政務官的重要性。
但費紹爾留下的，不只是內閣人事空缺。主管回教事務的部長既要處理宗教行政和社群發展，也肩負政府與馬來／回教社群之間的溝通工作：既把社群關切帶入政府，也向社群說明政策考量。
費紹爾長期接觸回教堂、青年和社群團體，累積了一定的個人聯繫。扎吉哈接任後表示，將繼續加強與馬來／回教社群的聯繫，並推動社群發展。行政職務可以迅速交接，但這些關係仍需時間重新建立。
加沙戰爭拉開社群情感與官方立場的距離
近年來，政府與馬來／回教社群之間的溝通，面對的最明顯考驗之一是加沙戰爭。
新加坡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國權利，主張以兩國方案解決以巴衝突，也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並多次呼籲停火、保障平民及確保救援物資順利進入。然而，政府也維持與以色列的外交和防務關係，在處理以巴問題時強調國際法、國家利益和長期安全，立場相對審慎。
這與新加坡許多回教徒的情感和期待並不完全同步。許多新加坡回教徒從眼前的人道災難、宗教情感和巴勒斯坦的長期處境出發，對加沙平民的苦難感受格外強烈。其中一些人也希望新加坡採取更鮮明的立場。他們通過捐款、物資援助、慈善活動和宗教網絡支援加沙居民。巴勒斯坦問題已不只是遙遠的外交事件，也成為新加坡回教社群公共生活中的重要關切。
這種「不同調」並不表示政府不關心巴勒斯坦，也不意味著回教社群不顧新加坡利益。兩者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社群首先看到的是迫在眉睫的人道災難，政府則須同時權衡外交關係、小國安全、國際法和長遠利益。
問題在於，若政府沒有充分說明其立場和考量，部分回教徒可能認為官方對加沙局勢反應過於克制；另一方面，其他族群也可能擔心，海外衝突正逐漸影響新加坡內部的族群關係。當不同社群開始根據彼此在以巴問題上的立場，懷疑對方是否仍以新加坡的共同利益為先，外部衝突便可能轉化為內部猜疑。
宗教情感不能演變成政治陣營
費紹爾擔任主管回教事務代部長時曾表示，新加坡人有權就加沙問題表達看法，但表達方式必須顧及新加坡多種族、多宗教社會的感受。他也強調，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時，必須維護新加坡內部的團結。這點出了政府處理這類議題的基本原則：意見可以不同，卻不能把海外衝突複製成新加坡內部的族群對立。
新加坡馬來文日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在回顧2025年政治發展時，也把身份政治和加沙衝突列為影響新加坡公共討論的重要議題。政府尤其警惕宗教立場直接轉化為政治動員。一旦有人號召回教徒只支持符合特定宗教或外交立場的候選人，其他宗教團體也可能採取類似方式。屆時，選民不再根據政策、能力和共同利益作出選擇，而是按照宗教和族群劃分陣營。
由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關係密切，區域內的政治和宗教論述很容易傳入新加坡並引起回響。境外人士若藉這些議題影響新加坡選民，也可能使區域內的宗教與政治分歧進一步投射到新加坡。
不過，政府也須區分正常的人道同情、可以公開討論的外交政策分歧，以及利用宗教身份煽動政治對立的行為。若每次出現強烈意見，都首先被放在安全風險或外來干預的框架下處理，反而可能加深部分社群人士的不滿。
如何維持馬來／回教社群的制度信任
主管回教事務部長身為政務官，須從全國利益出發；同時也必須理解馬來／回教社群的宗教情感和社會處境，在政府立場與社群關切之間進行具有說服力的溝通。
費紹爾在任期間，積極走訪回教堂、馬來／回教組織，也接觸青年和非正式團體。他曾表示，服務馬來／回教社群與維護新加坡整體利益並不矛盾；社群發展得更好，本身就是增強國家團結和韌性的一部分。
不過，社群對政府的信任不能只建立在個別政治人物身上。新加坡長期通過主管部長、新加坡回教理事會、回教堂和馬來／回教團體，建立處理宗教事務和反映社群關切的制度渠道。費紹爾的離任所帶來的考驗，是這套制度能否在個人更替後，繼續維持有效溝通。
現有機制雖然穩定，政府較容易接觸到的，往往仍是熟悉政策運作、願意參與正式對話的組織領袖。年輕人、非正式團體，以及主要從社交媒體和境外內容獲取資訊的人，未必通過這些渠道發聲。在巴勒斯坦等高度情緒化的議題上，他們接觸到的影像和論述，也往往比官方說明更直接、更具感染力。
扎吉哈接任後，除了延續現有組織網絡，也須走入較不正式的社群空間，接觸那些沒有通過傳統組織發聲，以及對官方立場有所保留的人。這不只是擴大接觸面，也關乎制度能否準確掌握社群內部正在形成的情緒和分歧。
類似張力也可能出現在其他涉及宗教價值與公共政策的議題上，並非馬來／回教社群獨有。真正的考驗，不是要求社群在所有問題上與政府立場一致，而是讓分歧仍能通過既有制度被表達、回應和處理，而不沿宗教和族群界線形成彼此對立的政治陣營。
扎吉哈所要承接的，因此不只是回教事務，也包括維持馬來／回教社群對政府溝通渠道和政治制度的信任。
文：明學文（堅料網駐新加坡特約撰稿人）
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目前在新加坡從事教育與文化傳播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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