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業難「尼特族」增加　政府須有全面應對之策

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前日（3日）回應立法會議員李家駒提問時，引述統計處數據指出，本港2023至2025年15至24歲「尼特族」青年約有33,700至36,100人，佔同齡人口5.7%至6%。這個數字看來未必驚人，但放在香港當下的就業環境中，卻絕對不能輕看。青年長期游離於職場、學校和培訓體系之外，不只是個人前途問題，更是社會結構壓力的反映。數字背後，是一批本應積極投身社會的年輕人，正面對愈來愈難以跨越的就業門檻。

青年就業難已非單一政策可解決

孫玉菡亦提到，政府正就AI發展帶來的挑戰進行全面分析，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作為日後政策制定的參考。這個表態方向上正確，但社會更關心的，是政府能否在數據出爐之前，先認清現實：青年就業難已經不是單一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教育、產業、培訓、區域流動與科技轉型共同交織而成的結構性難題。若仍停留在舊思維，只靠零碎支援措施，恐怕只會追不上變化。

青年失業率高，過去常被歸因於缺乏工作經驗。這說法並非全錯，但在AI快速滲透職場的今天，只講「經驗不足」已經不足以解釋現況。問題在於，許多基層或入門職位正被自動化、數碼化重新定義，連過往被視為「最容易入行」的工種，也開始出現收縮。青年面對的不只是「無經驗」，而是「無位入」；不只是「搵工難」，而是「職位本身在變少、在轉型、在重組」。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適合本地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約8.7萬個，跌至2025年的3.07萬個，三年累計跌幅超過65%。這不是一般波動，而是明顯下滑。若今年情況更為嚴峻，那就更說明，青年就業問題已不再只是某一個學歷層次的困局，而是整體勞動市場承壓的具體表現。大學畢業生搵工難，副學士畢業生難，高學歷青年亦未必好過。當更多青年同時擠進有限崗位，競爭自然加劇，失業和待業時間也會拉長。

現有支援政策難以應對新情況

政府過往用來支援青年就業的措施，例如「展翅青年就業計劃」、「青年就業起點」（Y.E.S.）以及「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等，當然有其作用。但必須看到，這些政策主要針對的是較早期、較傳統的就業困難，與今日AI環境下的職場變化，已有相當距離。社會變了，職場變了，青年所面對的競爭條件也變了，政策如果仍原地踏步，自然難以應對新情況。

尤其是AI的普及，不單改變工作內容，也在改變企業招聘的邏輯。很多公司不再只看學歷，而是看數碼技能、跨界能力、即時適應力。換言之，青年即使有學位，也未必自動具備進入新職場的條件。政府若只強調「提供支援」，卻未能幫助青年建立真正面向未來的能力，相關措施便容易流於治標不治本。培訓當然重要，但培訓要對準市場需要；資助當然必要，但資助不能替代產業機會。

創科產業創造新職位仍是關鍵

AI在取代部分崗位的同時，香港的創科發展能否真正創造新職位，仍然是關鍵。若創科只停留在概念、招商和口號，而未能形成可持續的就業鏈條，那青年就業難便只會愈來愈嚴重。政府有責任向社會交代，創科政策最終能否轉化為職位、職位能否惠及本地青年、青年能否在新產業中找到位置。若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市民對政策成效的信心自然難以建立。

青年就業模式亦在改變。全職、長工、單一路徑的觀念，未必再適合新一代。隨着AI及新技術普遍使用，兼職、項目制、跨界工作、自僱和靈活就業，已逐漸成為現實的一部分。政府和社會若仍以舊框架看待青年發展，只會忽略很多實際需要。引導青年多元發展，不只是口號問題，而是要承認就業市場本身已經多元化，並且讓制度可以跟上。

讓青年在更大區域找到更合適機會

大灣區融合，亦不應只是政策文件上的一條線。香港青年要面對的，不只是本地職位減少，還有地區競爭加劇。若大灣區內地城市可以提供更廣闊的平台、更快的產業成長、更大的工作空間，香港青年是否能更順利跨市就業，便是不可迴避的議題。單靠政府補助，顯然不是長久之策。真正重要的，是讓青年在更大區域內找到更合適的發展機會，而不是困在本地有限選項之中。

「尼特族」增加，不只是青年個人選擇的結果，更是就業市場、教育銜接與產業轉型共同作用下的現象。政府若要真正處理青年就業難，不能只看短期數字，也不能只靠舊有工具。面對AI時代的新變化，政策必須更清晰、更前瞻、更有系統。否則，問題只會在下一輪數據中繼續浮現，而且愈來愈難收拾。